在首届潮汕星河辉勇师表奖上杨方笙（左三）、丁有宽（左二）受到重奖，前左一为李练深，前右二为林兴胜，前右一为林辉勇。 本报记者 杜一方 摄
8月20日，潮汕星河奖基金会在揭阳市举行颁奖大会，首届潮汕星河奖辉勇师表奖同时举行。由星河奖基金会会长会议特别推荐，本届师表奖设立特别奖，我市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杨方笙和潮州市声名远播的老教师丁有宽获此殊荣，分别获得20万元的奖励。杨方笙校长在创建潮汕名校、推动潮汕名校内涵发展方面作出卓越贡献；丁有宽老师毕生从事小学语文学科教学改革实验，全国有28省市50万学生使用过"丁有宽读写结合教材教法"。本报今天刊登二篇文章，一篇是杨方笙先生亲自撰写的，一篇是介绍丁有宽老师的。 编者
1947年7月我从武汉大学法学院毕业，历经了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转辗香港后坐船到汕头。
在组织安排下和30多名师生秘密“上山”参加了潮汕人民抗征队。1949年3月，我在《团结报》社当记者。部队解放了大北山边的五经富镇，镇上有一间基督教长老会办的教会学校道济中学，组织决定派我进这间学校当训育主任。
这年9月，河婆镇已解放，那儿的私立河婆中学为各姓宗族联合兴办，校长张海鳌，地下党员，这时奉派参加华南工作团将去接管广州，临行前推荐我去任校长。我是外地人，这年才24岁，既是组织安排，我只得服从。黄钟同志要我研究“新教育究竟"新"在哪里”，我来个反向思维，考虑“旧教育究竟"旧"在哪里”，决心从加强教育的民主性着手。我组成校务会议，由校长、主任、教师代表、职工代表参加，一切重大校务都通过它议决；在学生中我们成立班会并且通过各班代表民主竞选学生会主席，发动学生自己管好自己（后来担任过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的张汉青便是当年选出来的学生会主席）。
1950年潮汕各县全部解放。人民政府为许多中学派去校长，但是对潮汕唯一的省立金山中学处理特别慎重，除当年4月派去军事代表宣告“接管”外，其余校内行政人员“包下来”基本不动。这年5月，专署文教科长黄贻嘉同志将我召至汕头，通知要派我去金中任专抓政治思想工作的副校长。我是学校唯一的党员，贯彻政策，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以及学生参军、参干等，都要由我“把关”。这担子太重了。到校后我广泛接触师生，摸清情况，发现金中不愧是办学严格、教学严谨、制度正规的名校，这些优势一定要保住；但是政治经济形势变了，不少人“为什么人”与“怎么为”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于是我紧紧依靠青年团组织（解放前已在“地下”建立）和教师中的积极分子，通过报告、时事政策课、个别谈心等方式，还结合各种社会活动（如演剧、街头宣传、扫盲办夜校）对师生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金中师生的良好表现，对周边学校也发挥了一定的辐射作用。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教育深层次的改革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也急待推进。教育部号召学习苏联。1951年省组织重点中学校长到东北取经，回来后我认真传达并组织教师学习凯洛夫教育理论。1952年金中奉命自潮州迁往汕头�石。1953年省教育厅将金中列为教改试点。我们组成有骨干教师参加的教改领导小组，大胆试验，一时间集体备课、制订课时计划，课堂上实行启发式、双边互动，课后进行评议，形成热烈气氛，也提高了教学质量。为了实施综合技术教育，团、学生会建立了不下10个学生课外组织，活动极其活跃。我们注意及时总结经验，不单引导改革还通过《新金中》这个刊物，对面上其它学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54年随着“三大改造”完成，迎接即将到来的经济、文化建设高潮，广东省委决定在文化较为发达的粤东兴办惠阳、潮安、梅县三所新型高级中学，各达到36个教学班的规模。粤东区党委宣传部梁集祥部长把我叫去，要我迅即着手筹办潮安这所高中，给我的时间是4至5个月。我提到校舍、经费、干部、师资问题，他说：“暂时都还没有。我们已交代过潮安县委，要什么，找他们去。”我赶去潮州见到县委顾钥选书记（按省文件规定他要兼任这间高中的校长），他要我跟县文教科研究提出方案。时间急迫。我将校舍问题交给他们，连忙将组建、招生抓起来。我跑去揭阳见黄钟科长要求将一中副校长张真吾调来当我的副手，再跑去金中、韩师、潮安一中这几间“老校”要求抽调些教师给我们。人员还是不够，只能从当年高校毕业生中去物色。好不容易组成队伍，完成招生，县里将西湖边原一中的老校址划给我们，总算在10月4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我也被留下任负责全面工作的副校长。
说是“新型中学”，我们起点非常低。校舍老旧，设备奇缺，教职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7.7岁。我跟教导处张真吾主任研究订出三年奋斗目标：第一年，发扬建校创业精神，改善环境，健全制度，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第二年，大力充实设备，从“精、细、勤”上下工夫，提高教学质量；第三年，完善各项设备及制度，总结并推广教育、教学经验。由于当时大环境非常好，学生素质本来不低，加上教师勤奋教学，这所学校崭露头角。前两年全县运动会上我们学校囊括了半数以上奖牌，在全县文艺汇演拿到两个最高奖，首届毕业生在当年高考中无论是平均分，还是录取率都优于县内他校。
1957年暑期“反右”给我一记重创，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语文教师生涯。
我饱尝屈辱但是意志并未完全摧垮。我想当个好教师，给自己定下的规矩是凡是要求学生懂自己必须全懂，凡是要求学生做的自己必须率先垂范。
我先后在潮安高中、潮安一中、汕头二中、汕头师范教高中语文课，学生们的反映还是比较满意的。
1979年落实政策，“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汕头市教育局任命我为汕头师范学校校长。
“文革”浩劫过后，作为重灾区的教育领域一片荒凉，尤其是教师队伍零落不堪。我研究了汕头市初等教育以及学前教育的现状，提出扩大师范规模，既办中师又兼办幼师的思路。适逢这一年省里召开师范教育会议，我获知上面准备在省里创办三所幼师的消息，认为是绝好机会，在取得教育局同意后便亲自跑去省厅争取。主管师范的杨行副厅长认为汕头师范学校校舍狭小，设施不足，不够条件，我则打出区域优势牌、师资力量牌（汕头拥有一批高学历的幼教专家），并承诺扩充校舍（事前取得局里同意），这才将项目争取到手，从此汕头师范学校改为幼师（兼招中师），与广州幼师，江门幼师鼎足而三，每年都能争取到一笔专项经费来充实自己。
我对初等教育幼儿教育是外行，坚决争取将顾幼珍、华小玲、方乐芸等幼教专家调来，要求她们按幼教规律办学，绝不妄加干涉。这所学校不单为潮汕，最初还替梅县、惠州各地培养了一批批幼教师资。
还是要解决迫切的师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各地区都新建教育学院，我被任命为汕头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办师范性质的成人高等教育，于我又是个新课题，又得摸索。学院是为普教服务的。我们跟教育局密切配合，根据现实需要确定要办的专业、招生人数及办学方式（脱产与函授并举），按高标准招聘教师，还在潮州、揭阳设立函授站和聘请部分兼职教师，使得培养和培训的各地师资达到2000多人的规模。为提高办学质量，我们设立学术委员会，推动科研工作，设立电教室，采用最先进的电化手段，我们还创办了《汕头教育》杂志，将教育界的新探索、新经验总结并推广开来。
由于驻军部队、政府机关干部都有强烈的学习要求，在衡量自身条件及获得省教育厅批准的前提下，我们在潮州、揭阳及竹竿山、馒头山、莲塘等解放军营地举办大专函授班，将我们的服务面进一步拓宽拓广。
1987年我62岁，已经超期服役两年。在我多次请求下才辞去院长职务。离职后不久又被召去市老年大学教文学课并兼任副校长。
从我被派去道济中学到我在汕头市老年大学“第二次退休”，我一共干了50多年教育工作。从教学说，任过中学英语课、政治课、语文课，以及高校文学课；从办学说，参与过中等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以及老年教育的领导和管理，也可以说把毕生精力都倾注于教育事业上。我不是教育家，只是一名教育的探路者，从教中学、从学中教的教育实践者。这其中当然有不少甘苦和体会，比如我坚信必须要爱心办学、民主办学、科学办学等等。有人问我这一生过得怎样，我的回答是看见有那么多学生成长、而且许多人的成就已经超过了我时，我此生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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