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上海记者何有贵、陈庆辉 实习生向玉萍 摄影报道
在上海复旦大学校区的国顺路上，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但是很幽静小区，89岁的邹剑秋老先生就住在这里。邹老的生活里处处仍然保留着广东人的痕迹：书桌上放着几张刚刚寄来的揭阳日报、给记者用的茶杯上写着是揭阳市“聿怀中学建校130周年”，甚至茶几上摆放的一盆蝴蝶兰也是潮汕的学生从家乡带过来的。
离开广东的日子：革命与教育
“当年的冬天，我们结队向延安撤退……当时与我同行的只有两个人，我们从揭西出发，途经梅县、韶关、衡阳、贵阳，1943年初到了重庆，走了一个多月。”
广州日报：听说您19岁就离开了家乡，当时在什么情况下离开了广东？
邹剑秋：当时是抗日战争时期，潮汕地区是广东共产党斗争性最强的地方之一。汕头的聿怀中学迁到揭西县，我就在聿怀中学上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南委事件”发生，周恩来同志要求南委负责同志分散隐蔽，断绝公开关系，这次行动完全是秘密进行的。于是，在当年的冬天，我们结队向延安撤退，有人到南洋和海南，也有人留在东江纵队。当时与我同行的只有两个人，路途遥远,条件十分艰苦。我们从揭西出发，途经梅县、韶关、衡阳、贵阳，1943年初到了重庆，走了一个多月。当时没有严密的组织网，也不管以后能不能联系上，先撤退再说。由于我们出发得晚，在去延安的路上被胡宗南拦截，最后留在重庆，继续在华侨中学读书。
广州日报：到重庆后发生了什么事？您是如何进入复旦大学并开展地下党工作的？
邹剑秋：我很幸运，一到重庆就与当时我党地下组织建立起联系。后来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我进了在重庆北琣复旦大学读书。在复旦期间，我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的复旦大学“据点”领导核心小组。复旦大学“据点”是在蒋管区建立的第一个大学“据点”，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
广州日报：能谈谈您当年开展教育工作的情况么？
邹剑秋：我在建国后的工作，大多是与教育分不开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提出要恢复中国医科大学，和医学系三年理论基础加五年医学实践的八年制学习制度。
怀念广东的日子：
书会与聚会
“现在每个星期都有两三个学生过来看我，我桌上这盆蝴蝶兰也是一个学生专门从汕头带过来的，我一直养得很好。”
广州日报：当年从家乡走出来以后，你什么时候才回去？
邹剑秋：1947年我曾回去了一次。当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大逮捕，重庆疏散了共产党员，有人去了香港、有人回了乡下。我也回到了老家，当年大饥荒还没有结束，我在回揭阳的路上还看到饿死的尸体，真的是路有冻死骨啊，太可怜了。
广州日报：您离开广东这么久了，跟这边的人还有联系吗？
邹剑秋：那是当然的，我每年都要回去好几次，看看母校，看看老友。三十年前我们就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潮汕联谊会，我任副会长。目前上海有四五十万的潮汕人，这个联谊会在这些潮汕老乡之间影响很大。
广州日报：您长期在上海居住，最关心家乡的哪些发展？
邹剑秋：上世纪八十年代汕头成为经济特区后，我受邀担任汕头的经济特区顾问，那个时候就频繁地回汕头。1985年，汕头大学曾邀请我回去担任校长，我考虑到教育改革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于是我拒绝了，但是我提出更实际的方案。1986年，复旦大学派了13名教授去汕头大学支援，一待就是三年。
广州日报：我听说学生经常来您这借书看？您跟潮汕学生还保持很好的联系么？
邹剑秋：没错。你看到我书柜上挂的那本作业簿没有，学生如何想要借书，直接在上面登记，下次还回来的时候把自己名字划掉就行。我也没怎么管，他们跟我说一声就行。我这里的很多书，学校的图书馆是没有的，所以我的书房就是在复旦读书的潮汕籍学生的图书馆。
每年复旦都有十个左右来自潮汕地区的学生。每年开学的第二个星期天，孩子们都会来我家聚会，我请大家吃饭，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记得有一次，同济、交大的学生都来了，将近30个人聚在一起，很热闹。
广州日报：您现在还会说家乡话吗？
“我当然会说家乡话，包括客家话、潮汕话都会讲，白话也会讲，在外面漂泊多年，乡音是不能改的，也改不了。”
广东人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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